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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檢察院互聯網電子證據工作實踐研究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行政法論文發布時間:2019-11-02 10:06:12瀏覽:1

移動互聯網發展迅猛,互聯網電子證據的重要性日益凸顯;ヂ摼W電子證據具有表現形式多樣性、易修改泄露性和低價值密度性,F行的互聯網電子證據相關法律法規還存在證據范圍劃分不清

   摘 要 移動互聯網發展迅猛,互聯網電子證據的重要性日益凸顯;ヂ摼W電子證據具有表現形式多樣性、易修改泄露性和低價值密度性,F行的互聯網電子證據相關法律法規還存在證據范圍劃分不清,收集規范存在隱私侵犯風險和跨國收集數據主權存在爭議等問題;鶎訖z察院在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方面也存在技術水平,溝通宣傳和辦案身份尷尬等諸多不足,對此既要高檢院完善頂層設計,也要基層院技術部門對癥下藥。

  關鍵詞 互聯網電子證據 基層檢察院 檢察技術

  中圖分類號:D926.3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9.166

人民檢察雜志

  《人民檢察雜志》法學論文,創刊于1956年,本刊為半月刊,主編:徐建波。國內統一刊號:CN11-1451/D,國際刊號:ISSN1004-4043 。是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機關刊物、國家法律類核心期刊,1956年月創刊。

  一、互聯網電子證據的含義

  互聯網自誕生就改變世界,尤其在今天移動互聯網的崛起,不僅讓我們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深刻改變了我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享受便利的同時也帶來罪惡的土壤,電子數據也登上時代的舞臺,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電子數據是指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ヂ摼W電子證據即是指在網絡上產生的與案件相關的電子數據。

  二、互聯網電子證據的特點

  根據互聯網電子證據的定義即可知,互聯網電子證據既含有互聯網數據的特性也具有電子數據的特性。由于其雙重特征性,所以互聯網電子證據具有以下主要鮮明特點:

  (一)外在表現形式的多樣性

  互聯網電子證據可以外在表現為文字、語音、圖片和視頻等等。隨著技術的不斷更新和互聯網社區的發展,許多電子證據甚至是非相關技術人員難以理解的,例如暗網的比特幣交易,黑客技術的代碼等。

  (二)易修改和易泄露性

  隨著軟件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分辨互聯網電子證據的真偽越來越具有挑戰性。圖片可以進行用Photoshop等軟件修改,人工智能的視頻換臉軟件deepfakes更是達到了以假亂真的程度。與此同時,由于互聯網天然的具有分享的特質與傳統,所以互聯網電子證據在產生和獲取的過程中都不可避免的伴隨泄露和擴散的風險。也正因為此,檢察機關在獲取互聯網電子證據的同時,也非常容易產生侵害隱私的風險,由此造成獲取不當導致相關互聯網電子證據被排除。

  (三)低價值密度性

  由于互聯網的深入現代生活方方面面和互聯網數據留存特性,與案件相關人員通常產生大量的互聯網電子證據,但是在海量的數據中,有效的證據占比卻往往很小。例如很多案件辦理過程中,僅僅產生的微信聊天記錄就多達數百頁,尋找其中有價值的證據非常耗費辦案人的精力。

  三、互聯網電子證據的發展歷史

  我國互聯網電子證據的實際應用和發展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5年互聯網進入我國,其后電子證據開始進入訴訟領域,這個時期相關法律極不健全,互聯網技術野蠻生長,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也不規范、采信度低。第二個階段是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48條第2款將視聽資料和電子數據共同列為新的證據形式,正式確立了電子數據為新型證據形式的地位。并且隨著互聯網應用越來越廣泛的形勢下,互聯網電子證據在司法實踐中更是成為極為重要的證據形式。

  四、互聯網電子證據相關法規及不足

  從法規層面來看,我國對刑事案件中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程序進行規制的法律文件主要有兩部: 2014年5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布的《關于辦理網絡犯罪 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若干問題的意見》以及2016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印發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天津市在2017年發布《天津市檢察機關電子數據檢驗鑒定工作細則》為天津市檢察機關互聯網電子數據檢驗鑒定工作進行規范。 但是由于電子數據依然是不斷發展變化中的新生事物,并且變化發展速度不同于一般事物,所以這些相關法律法規仍然存在下列主要不足:

  (一)互聯網電子證據范圍劃分不清楚

  根據2016年“兩高一部”共同頒布施行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第一條對電子證據進行了如下分類:

  (1)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2)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3)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志等信息;(4)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 但是這種分類說法并不嚴謹也不符合互聯網產品的定義。例如網頁是指一個包含HTML標簽的純文本文件,是構成網站的基本元素,而朋友圈和貼吧則分別特指騰訊公司的社交軟件“微信”的一個功能和百度公司以興趣分類為基礎的社區產品。并且第三類電子數據沒有概括性描述,筆者根據實際經驗和查閱資料認為,第三類電子數據可以概括為互聯網用戶注冊和歷史行為痕跡信息。

  (二)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遵循的規范存在隱私風險

  由于互聯網電子證據不同于一般證據,一般證據具有單一的種類屬性,與案件關聯性強(如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劃分明確),其提取過程往往封閉,泄露風險較低,而互聯網電子證據具有多種屬性,往往包含很多個人信息和隱私,通過海量的互聯網數據分析已經可以將一個人的生活完整勾勒,并且其提取過程是處在互聯網這一“活”的環境中,這就使得互聯網電子證據的提取存在更高的隱私泄露風險。

  (三)跨境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中涉及的數據主權問題存在爭議

  在2016年“兩高一部”頒布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審查判斷電子數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并沒有詳細規定對于服務器設在境外,互聯網電子證據在境外的情形下,如何進行互聯網電子證據的收集,是采取遠程網絡在線提取的方式還是通過國際條約或者刑事司法協助等方式,調取互聯網電子證據。這不僅僅是取證成本的問題,也牽涉到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下國際間數據主權的相關法律法規,需要多方配合和相關法規的盡快出臺。

  五、基層檢察院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實踐

  筆者本部分以自身在檢察技術工作中的實踐經驗為基礎,結合對天津市各基層檢察院的負責檢察技術工作同志的訪談,對天津市基層檢察院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實踐進行總結分析。 通過筆者調研分析,各基層檢察院在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方面普遍存在以下問題:

  (一)基層檢察技術人員數量不足和專業水平不高

  基層檢察技術人員往往具有多重工作職能但是編制卻較少,不僅負責專業的電子證據工作,也往往負責基層檢察院的信息化建設和日常信息化維護。不夸張的講,在單位中凡事與“電”和“網”相關的事物均由檢察技術人員負責,這無疑牽扯了基層檢察技術人員的精力,擠占了專業電子證據相關工作的時間。同時許多基層檢察院辦理的涉及互聯網電子證據的案件中電子證據并不是起到決定性作用,更多的是輔助性作用,所以刑事案件辦案部門在互聯網電子證據上也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綜上原因客觀造成了基層檢察技術人員在互聯網電子證據專業水平上不高。

  (二)與業務部門溝通不暢,宣傳不到位

  就筆者調研過程中,發現基層檢察院業務部門不了解檢察技術工作的情況普遍存在。許多基層檢察院的業務部門檢察官并不全面的了解檢察技術職能,對技術部門的手機取證設備、電子取證工作站等也不了解,造成了閱讀微信聊天記錄時還是將其完全打印出來這種費時費力的現象,而技術部門完全可以協助其整理這些電子數據,利用搜索、分類等方式提高辦案部門的效率。這一情況的出現反映了技術部門宣傳溝通工作做的不到位,缺乏與業務部門的聯系和合作。

  (三)檢察技術人員參與辦案身份尷尬

  各基層檢察院技術部門人員身份定位不一致,就筆者調研發現,有的基層院技術人員為司法行政人員,而有的身份為檢察輔助人員,這種身份定位的混亂掣肘了檢察技術人員協助業務部門開展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和檢驗鑒定工作。而且檢察技術人員協助辦案部門工作是簡單的技術協助還是檢察輔助人員輔助辦案有待進一步的探討和規范。

  六、明確檢察技術職能,增強互聯網電子證據取證能力

  (一)完善頂層設計,明晰檢察技術人員定位

  高檢院應以統一業務應用系統為依托,完善專業檢察技術人員參與辦案的機制,明確檢察技術人員上升渠道,進一步提升檢察技術人員的工作自豪感和工作積極性。高檢院還應盡快完善基層院檢察技術人員在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方面工作所應遵循的標準和程序,出臺相關規定讓技術人員有法可依,有據可循。

  (二)基層檢察技術人員應加強相關法律法規學習

  基層檢察院檢察技術人員基本是理工類高校畢業,長期從事信息化工作較多,存在人員年輕辦案數量少,經驗不足,法律常識欠缺,執法規范化意識不強等情況。所以檢察技術人員應該不斷加強相關法規文件學習,響應張軍檢察長號召,加強業務培訓,將業務培訓高質量力推到位。上級檢察機關可以幫下級院開展業務培訓,也可以將其他部門和單位的干警、專家請進來開展業務培訓。

  (三)主動與業務部門溝通合作,積極拓寬案源

  基層院技術部門應該與本院各業務部門建立常態溝通網絡,及時交流業務部門工作,對業務部門提出的技術需求積極解決。首先可以與辦理刑事案件的業務部門建立電子數據檢驗鑒定事項的流程化聯系,確保技術部門在第一時間對需要審查的材料進行鑒定;其次要創新對互聯網電子取證的宣傳方式,多分析各地辦理的典型案例,可以邀請業務部門干警參觀我們的取證設備,親身感受互聯網電子證據的取證工作,讓院領導和業務部門干警認識到互聯網取證的魅力和強大;最后還可以邀請上級院技術專家開展專題講座和培訓,讓廣大干警認識到互聯網電子證據的重要性。

  七、結語

  通過調研可以發現,因為檢察技術在內設機構改革的大背景下職能定位不清晰和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新興領域自身的特點,共同造成我們基層院的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仍存在許多缺陷。但是互聯網電子證據的獲取、審查和鑒定是檢察技術今后工作的重點之一,在業務工作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有時候甚至會影響案件偵查和公訴。檢察技術人員更應該練好自己的本領,多辦案,辦好案,只有我們多出關于互聯網電子證據的精品案例,才會讓互聯網電子證據收集成為檢察技術的亮點和品牌。

《基層檢察院互聯網電子證據工作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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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稱:基層檢察院互聯網電子證據工作實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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