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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王稼祥對城市工作的理路探索與貢獻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城市規劃論文發布時間:2019-12-18 09:19:45瀏覽:1

王稼祥作為我黨我軍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在不同時期對如何接管城市工作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特別在解放戰爭時期,王稼祥擔任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一職,他運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思路并以其卓越的領導才能

   摘 要:王稼祥作為我黨我軍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在不同時期對如何接管城市工作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特別在解放戰爭時期,王稼祥擔任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一職,他運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思路并以其卓越的領導才能,在思想認識、工作態度、工作方式等方面對東北城市工作進行了有益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取得了顯著的工作成效,為東北乃至全國城市工作政策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詞:王稼祥;城市工作;理路探索

  中圖分類號:D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9)09-0032-03

智能城市

  《智能城市》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和“雙百方針”,理論聯系實際,開展教育科學研究和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進學院教學、科研工作的發展,為教育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

  王稼祥(1906-1974),安徽涇縣人,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我軍早期卓越領導人之一。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王稼祥不僅在軍隊工作、黨建工作、外交工作這些領域成就卓越、建樹非凡,而且對城市工作也進行了理論和實踐上的有益探索,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紅軍時期對城市工作的初步探索

  1932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的“左”傾領導者推行攻打中心城市的錯誤方針而下達了攻打贛州的命令,妄圖打下贛州后,把蘇區中央局和蘇維埃政府從瑞金遷到贛州。身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當時對紅軍進城后如何接管好這座城市作了認真研究。“他認為,紅軍在城市中的群眾工作歷來很差很弱,實際工作經驗很少。紅軍長期在農村進行土地革命,干部大多數是農民;黨內、軍內忽視城市工作的落后意識仍很濃厚,更增加了在城市工作中的困難。”[1]142為此,王稼祥于2月15日發布了《紅軍總政治部關于贛州工作給三軍團政治部的指示信》!吨甘拘拧凡粌H詳細地指出了紅軍在1930年占領長沙、吉安后使整個城市陷入混亂局面的深刻教訓,還強調紅軍打下贛州后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應當遵守的一些原則和政策。諸如:反對沒收和破壞一切工廠、銀行、大商店的行為,不能干涉其正常經營;要組織工人按勞動法正常工作,廢除他們與地主商人的一切債務和契約;禁止商人哄抬物價及利用一切手段反對我軍的行為;積極做好學校、戲院、報刊的接管工作,使其為我所用等等方面。遺憾的是后來贛州沒有打下來,這些原則和政策因此也未能付諸實踐,但反映了以王稼祥為代表的領導人對城市工作的早期思考與探索,尤其是他所闡述的“著力反對對城市的破壞,盡可能地保護城市工商業”等方面的觀點,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能提出如此獨到的見解非常富有前瞻性,也為后來管理好東北城市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指導。

  二、解放戰爭時期對城市工作的深入探索

  1947年5月,王稼祥病愈從蘇聯回到哈爾濱。根據中央的安排,王稼祥留在哈爾濱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這一時期正處于人民解放戰爭的戰略反攻階段,在東北已先后有10來個大中城市獲得解放。但對于如何接管城市,還缺乏經驗,尤其像管理哈爾濱這樣七八十萬人口的工商業城市,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首次。王稼祥上任后,立即精神抖擻地投入新的工作當中。在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他運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思路并以其卓越的領導才能,對東北城市工作進行了實踐探索并提出相關理論策略,為東北乃至全國城市工作政策的完善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提高思想認識,深入領會城市工作的重要意義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逐步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到農村,不斷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逐漸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格局。隨著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和解放戰爭的不斷勝利,越來越多的大中小城市被人民解放軍奪取和占領,從而使黨的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入城市,城市工作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凸顯出來。而對于如何接管和管理好城市,由于我黨長期在農村進行革命活動,許多領導干部對城市工作不熟悉,不僅對管理城市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而且方式方法也存在認知誤區,以致一些干部把農村斗爭的工作方式搬到城市,造成了城市工作的混亂局面。徐則浩在《王稼祥傳》一書中這樣描述:“在1947年6、7、8、9幾個月內,哈爾濱市在城市工作中曾經發生過‘左的偏差。工會發動工人斗爭資本家,5、6、7三個月內斗爭了107家,工人不僅分紅,而且分本,工廠的管理權掌握在工人手中,使得許多資本家將資金凍結、抽走,有的還逃往外地。于是造成全市工商業蕭條,失業工人達到12萬至15萬,物價指數猛增。”[1]430對此,王稼祥主張城市工作首先要從提高思想認識入手,要求各級領導干部深入領會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他深刻指出:“加強城市工作已到時候了,假若我們現在還不注意城市工作,那我們便會犯嚴重的錯誤。為要加強城市工作,必須使全黨正確認識城市的重要。”[2]367“如不把城市工作做好,不把工商業及運輸搞好,僅僅只做好農村工作及搞好農業生產,那末,東北解放區今后的鞏固與建設是不可能的。”[2]368

  在黨的工作重心即將轉移到城市的背景下,充分認識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但是否意味著重視城市工作就可以忽視農村呢?為了避免出現顧此失彼的問題,王稼祥對此進行了多次強調。1947年12月,王稼祥在東北局會議上談到城市工作會面臨四種矛盾,其較為突出的是城鄉矛盾、工人利益和農民利益的矛盾問題。他認為,城市不能施行封鎖,不能不讓鄉村的東西進城(如稻草)。但同時也要說服農民,有些東西留在農村,對農民同樣有利。1948年6月,王稼祥在主持起草的《城市工作大綱》中再次強調要“正確認識城鄉關系與東北解放區城市與工業所占比重”,要求“全黨必須有城鄉統一的整體的觀念,必須城鄉兼顧。”1949年3月,王稼祥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又重申了“城鄉一體”“工農一體”的觀點。他指出:“黨的工作重點在城市,就需要有城鄉一體的觀念,工農一體的觀念。”并進一步強調:“城市工作一定要照顧農村,農村工作一定要照顧城市。”從這些觀點可以看出,王稼祥關于城鄉關系的論述非常新穎和獨特,對指導當時的城市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乃至現在看來,同樣富有遠見卓識。

  (二)端正工作態度,系統推進城市工作的整體謀劃

  1931年至1934年期間,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經濟政策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推行,對農業、工業、商業、貿易、財政、金融等生產和流通領域造成了極大危害,王稼祥對此有切身經歷和深刻體會。而如何做好城市工作呢?他認為要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引以為戒,做到謹慎行事。因此,他一方面仔細研究和認真貫徹黨中央所制定的城市工作總方針,在思想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虛心聽取不同意見和建議,做到集思廣益,科學決策。而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王稼祥經常教育各級領導干部要進行整體考慮、全面兼顧,不能片面看待,不能把問題簡單化而輕易實行,否則易犯錯誤。他指出:“由于城市經濟機構的分工,每一件事就可以牽連全局,我們有全面的整體的周密的計算,各方面必須相互配合,局部的片面的看問題,從局部需要出發來解決問題往往使我們犯錯誤。”[2]410為此,王稼祥要求各級領導干部需以謹慎的態度來對待城市工作,并且要特別注意兩個方面:一是不能輕率從事。要在未決定前詳細研究,做到有組織、有計劃、集中與分工相結合,凡是“各行其是,鬧獨立性,一攬子,集中而不分工,分工而不會配合,相互摩擦,彼此沖突等等現象,都需要克服的。”[2]410二是不能過分畏首畏尾、拖延不決。城市決策既決定好之后,就要迅速加以實行和推廣。如果由于城市工作經驗不夠,在實施過程中“必須利用城市的集中與交通便利的條件,來經常的敏銳的注視實踐對我們決定的考驗。迅速地檢查,迅速地修改與補充我們的決定。”[2]411

  (三)重視調查研究,大力促進城市工作的良性發展

  王稼祥擔任東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后,認識到城市工作面臨兩大現實困境:一是我黨城市工作的時間短,沒有任何的經驗可供參考和借鑒;二是大部分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是在鄉村工作中生長與培養出來的,對城市工作比較生疏。要解決這兩大難題,王稼祥認為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在于調查研究。他指出:“調查研究成為我們城市工作成敗的重要關鍵。”[2]410對于這一方法,王稼祥向來非常重視。在主持哈爾濱工作期間,他不僅親身躬行,而且積極倡導各級領導干部要多進行調查研究。在王稼祥的號召下,東北解放區的城市工作興起了調查研究之風,從而減少了城市工作的隨意性和盲目性,對正確貫徹黨的城市工作方針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后來趙安博(當時擔任中共齊齊哈爾市委委員)這樣回憶道:“稼祥同志擔任東北局城工部部長以后,即進行調查研究,要我們帶了統計材料到哈爾濱東北局城工部開會……正因為有了稼祥以及其他同志堅持原則的斗爭,使東北解放區許多城市沒有受到更大損失。”[3]127同時,王稼祥還指出要采用科學的調查方式和方法,這樣才有助于促進城市工作的良性發展。他把調查歸于兩類,一類是典型調查,另一類是全面調查。典型調查是根據調查目的和要求,針對性地選取少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單位進行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而全面調查是對調查對象中所包含的全部單位作無一遺漏的調查。至于選擇哪一種調查方式,應根據分析問題的實際情況和調查方法的特點來確定。王稼祥認為要把城市問題弄清楚,特別對于城市的經濟、政治、階級關系、文化等情況,必須要把全面調查與典型調查結合起來,不能只進行一種類型的調查。他指出:“僅僅典型調查是不夠的,雖然是十分必要的。”[2]410“除典型調查外,還可以利用城市比較集中與有文化的條件,普遍做調查。如以政府的命令,限期把工商業都登記起來,然后就可以知道各個行業的詳細情況、集中程度、原料情況等等。”[2]413

  (四)加強宣傳力度,扎實做好城市工作的經驗總結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王稼祥在不同的工作崗位向來重視刊物的創辦和理論宣傳工作。他認為刊物雜志是理論宣傳和經驗總結的一個重要窗口,必須要充分發揮它的積極作用。1948年5月,在王稼祥的主持下,東北局城工部創辦了黨內刊物《城工通訊》!冻枪ねㄓ崱访恳黄诙及才帕司幒笳Z,從中我們可以鮮明而直觀地看出創辦《城工通訊》的宗旨和目的。在第一期的編后語這樣寫道:“全黨對于城市工作的注意,剛開始加強,材料不多,經驗更少,一切問題都是新的,都值得研究。”“望各省市各負責同志,凡今后有關城市工作問題,多寫報告,多研究與總結經驗,多收集材料送來,以便我們更好交流經驗,加強我們人民的城市工作。”[4]359并且,這個刊物刊載的內容非常豐富,知識面廣。諸如:有新收復城市的工作匯報材料和其他城市的工作簡介及今后的工作方針;有東北其他城市工商業的處理經驗及工人狀況;有其他省、市委關于加強城市工作的一些指示和會議報告等等。由此可見,這個刊物對各城市之間信息互通、經驗交流、工作指導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稼祥還非常重視城市建設各方面經驗的總結工作。在他主持工作期間,他經常以東北局的名義發出通知,要求各省省委、城市市委報送城市工作方面的材料。這些材料根據各地不同的情況,內容也呈現出多樣性,包括新發現的代表性問題及處理意見、城市工作某一方面的先進經驗及教訓總結等等方面。這些典型性材料一方面在各類刊物上發表,起到了經驗交流和示范帶動等作用;另一方面也為王稼祥等領導成員形成正確的決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參考作用。1948年6月,王稼祥在研究這些材料和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再結合自身幾個月來的實際調查和經驗總結,他創造性地起草了一份指導城市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城市工作大綱》!洞缶V》首先指出了城市工作的重要性,繼而闡述了城市工作方針和施政綱領、城市經濟政策及工業生產與經濟建設、政權工作、群眾工作、黨建工作、新收復城市初期的工作等一系列具體工作內容,最后對城市工作做出了總結與展望!洞缶V》集中而系統反映出王稼祥對城市工作的觀點和主張,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產物。它不僅內容豐富、篇幅達兩萬多字,而且層次分明、條理清晰、重點突出、可操作性強,可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少有的綱領性文件,具有很好的借鑒和推廣意義。但非常遺憾的是,在1948年8月召開的東北局城市工作會議上,由于東北局內部意見不統一而未被通過!洞缶V》雖然未被通過,但是掩蓋不住所煥發的時代光芒。亦值得欣慰的是,《大綱》當時作為草案而討論,然而其主要精神和基本內容實際上已在一些城市貫徹執行。后來經過實踐的檢驗,也證明了王稼祥的城市工作思想是正確的。徐則浩在《王稼祥傳》中這樣說道:

  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后,鄒大鵬于1949年5月20日致信劉少奇,指出: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和勞資關系問題,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針很明確,但在城市實際工作中往往違反這個方針,主要怕被批評為右傾,不得不故意“左”一點,但“左”一點又覺得不對。鄒大鵬說:“這個問題,王稼祥同志所起草的《城市工作大綱》中曾企圖解決。他比較了解實際情況,并傾聽了許多實際工作同志的意見。我們許多干部基本上同意他那個意見[1]442。

  王稼祥在主持中共哈爾濱市委工作的一年多時間里,以指導哈爾濱的城市工作為起點,大膽拓荒城市工作的思路和方法,不僅使哈爾濱市的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而且為我黨成功接管其他大中小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鐘子云(當時任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后來回憶:“哈爾濱市的工作沒有搞亂,這是和稼祥同志對我們的幫助和支持分不開的。”[5]146劉達(當時任哈爾濱市市長)也說:“哈爾濱這個城市能夠保存下來,后來在解放戰爭中還起了相當的作用,同稼祥同志回來領導我們工作,有相當關系。”[6]149后來,王稼祥回到北京后,毛澤東同志也稱贊王稼祥“在東北局管理城市工作有成績”[1]447。

  參考文獻:

  [1]徐則浩.王稼祥傳[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

  [2]《王稼祥選集》編輯組.王稼祥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3]《王稼祥選集》編輯組.趙安博:回憶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徐則浩.王稼祥年譜(1906-1974)[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5]《王稼祥選集》編輯組.鐘子云:回憶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王稼祥選集》編輯組.劉達:回憶王稼祥[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論王稼祥對城市工作的理路探索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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