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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間島交涉”后期日本外交策略析論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歷史論文發布時間:2020-01-02 09:02:25瀏覽:1

1908年中日“間島交涉”陷入僵局之后,日本于1909年初向中方提出了放棄對“間島”領有權的要求、換取中方在越墾韓民的裁判權和“東三省五案”中讓步的交涉方案,被清政府嚴詞拒絕,談判破裂。

   [摘要]1908年中日“間島交涉”陷入僵局之后,日本于1909年初向中方提出了放棄對“間島”領有權的要求、換取中方在越墾韓民的裁判權和“東三省五案”中讓步的交涉方案,被清政府嚴詞拒絕,談判破裂。日本轉而改變應對策略,從協調國際外交輿論、制造地方摩擦糾紛、施加軍事威脅和造成既定事實等方面對清政府施壓,迫使清政府于1909年8月回到談判桌前,最終幾乎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交涉方案,兩國簽訂了《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和《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中日“間島交涉”宣告結束。

  [關鍵詞]“間島”問題;中朝邊界;外交策略;中日交涉

  [中圖分類號]K2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007(2019)02-0001-07

軍事歷史研究

  《軍事歷史研究》是研究軍事歷史的大型綜合性學術季刊,該專業唯一的中文核心期刊。內容涉及廣泛,從古代到現代、從中國到外國、從理論到實踐,從戰略到戰術,從軍事文化到軍事人物均涵蓋其中。主要欄目有新時期軍事研究、人民軍隊史、現代軍事、近代軍事、古代軍事、世界軍事、軍事理論與軍事思想研究、軍事文化研究等。

  日俄戰爭結束后,日俄兩國分割占領了中國東北地區,形成暫時南北分治的局面。此時日本將控制朝鮮半島①作為對外政策的核心,在東北南部和東北地區相鄰的朝鮮半島建立起殖民統治體制,對中國東北形成東、南兩面夾擊的態勢。清政府則試圖藉此引入美國勢力,即在東三省實行“平均各國之勢力,廣辟商場、實行開放”的政策,利用列強均勢保持對東北的主權。

  在上述背景下,1907年8月19日,日本蓄意向中國挑起了所謂的“間島”交涉,拋出“間島所屬未定”說并強行派出武裝人員進駐延吉地區。清政府通過外交渠道多次抗議,日方均未予理睬,既不同意撤兵,又不響應共同勘界的提議。1908年9月,清政府以向美國致謝庚子賠款退還一事的名義,派遣時任奉天巡撫、職業外交家唐紹儀作為“專使大臣”赴美。日本探知唐紹儀訪美意在將美國勢力引入中國東北,對此行十分關注。[2](76)1908年10月16日,唐紹儀順訪日本,直接向日本政府交涉已經拖延一年的“間島問題”。

  唐紹儀抵達東京后,清政府外務部就指示其與駐日公使胡惟德共同處理“間島”交涉:“希告小村(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伊藤(統監伊藤博文),亦轉飭約束彼國憲兵,勿任滋事為要。至吉韓界務,前經屢次照催日使,將十三年成案接續會勘。”[3](74~15)唐紹儀在東京會見了日本外相小村壽太郎,小村提出繼續交涉的條件是:日本在“間島歸屬”問題上作出讓步,而中國則至少應在當地越墾韓民管轄問題上作出讓步。[1](93)這是日本在1908年9月25日閣議決定“放棄爭奪間島領土權”[4]之后,首次向中方透露這一“新方針”,但并未給交涉帶來轉機。

  就在1908年下半年,還發生了幾件事促使日本轉變了“間島”交涉的態度。其一是受日本政府委托的學者內藤湖南、中井錦城等人進行的“調查”均顯示:從歷史上看“間島”確實屬于中國。[5](1M~136)這使日本政府意識到與中國會同勘界其實無機可乘,因而促使其放棄了對“間島”領土權的索取,轉而要求獲得越墾韓民的管轄權,并以這一“讓步”為誘餌擬將“間島案”和“東三省五案”梱綁起來,合成“東三省六案”,與清政府交涉。其二是1908年11月,日美之間達成了“羅脫一高平協定”,客觀上令日本打消了對列強介入“滿洲”事務的擔憂。事實上從此以后日本開始充分使用多種外交手段,肆無忌憚地對清政府進行要挾恐嚇,迫其就范01908年底,六案合并交涉方案由日本駐華公使正式提出,[6](216_221)清政府當即表示拒不接受。經過多次談判,雙方各不相讓,最終清政府于1909年3月18日正式拒絕日本提議:“此事會議多次,迄無效果,若仍各執一詞,終無了結之期。惟有請貴大臣轉達貴國政府,將以上所開各案送交海牙和平會公斷,以免爭執。貴國政府是否愿交公斷之處,即希見覆。”[7](34—38)

  同年8月,中日重啟交涉。清政府一改此前強硬的態度,幾乎全盤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東三省六案”。在這短短五個月時間內,清政府態度因何發生轉變?日本在“間島”交涉后期采取了何種交涉策略達成了交涉目的?日本提出的“六案合并交涉”方案是否“犧牲”了“大韓帝國”(下稱韓國)的利益?這些歷史疑團在國際學界至今眾說紛紜。近年來日本外務省檔案的解密,使我們有機會了解這一歷史過程的細節,也使我們可以從中歸納出日本在“間島”交涉中所體現出來的柔性外交手段與武力強硬施壓相結合的外交策略,對于平息所謂的“犧牲韓國國益”的謬論與解剖日本近代以來對華強硬外交的表象與內在的真實歷史不無裨益。

  一、協調英美外交,操縱國際輿情

  自三國干涉還遼之后,日本朝野普遍認為其“對于日本,是一個偉大的教訓”。[8](206)這一事件對近代日本的警示意義在于,日本國內的國民情感和輿論動向開始對西方國家的反應變得更為敏感和重視,在對華實施強硬外交過程中頗為重視國際社會的反應,重視開展對英美的協調外交。

  從日本外務省外交檔案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對清政府要將“間島問題”付諸國際仲裁的做法非常關切和擔憂。特別是在1909年3月24曰日本外務省收到駐英大使加藤高明的電報,稱倫敦《泰晤士報》報道了中日關于“東三省六案”的交涉情形,該報道明確指出,清政府將會把六案提交給國際仲裁[9](245)之后,日本外相于次日電令日本駐華公使向清政府明確傳達“日本反對中國將滿洲諸懸案交由國際仲裁之提案”,指出:“清政府……讓第三者干涉兩國間的問題,帝國政府對此極為遺憾……帝國政府反對將此事交由外國仲裁。”[9](M)

  1909年3月26日,伊集院奉命到清政府外務部進行交涉,說明其看到了中國報紙輿論宣傳中國擬將六案提交海牙仲裁之事,希望清政府約束中國新聞媒體報道此類消息,同時表示日本堅決反對國際仲裁,要求中方在交涉結束前對交涉細節保密。[7](46~47)與此同時,日本還通過浪人川島浪速刺探清政府高官對“國際斡旋”的態度,以期從清政府高層來瓦解這一提議。據川島反饋,國際幹旋的提議是中方受《泰晤士報》遠東通訊員莫里森所啟發。②

  在向清政府施壓的同時,日本政府十分憂懼英、美的態度。日本外務省分別致電駐英大使加藤高明與駐美大使髙平小五郎,讓他們調查英美兩國的真實態度。3月31日,加藤回電認為,“英國對此事沒有干涉的理由”。為此,英國政府在4月中旬專門將駐日大使更換為《泰晤士報》外事部主任蒂羅爾,其首要任務就是在維護日英同盟的基礎上協力解決“間島問題”,[10]以消解莫里森提議對英日關系的負面影響。4月2日,髙平回電稱:“本官已于4月1日與國務卿會見,試探美國對此事的態度。幸運的是,對方取出一張類似事件表的文書交予本官參考,表示會采取中立態度。”[9](248)在確定英美政府不會響應清政府的干涉請求之后,4月5日,日方再次向清政府表示反對仲裁。面對日方的施壓和國際上四處求援無果的窘境,5月17日,負責外交事務的慶親王奕劻向日本駐華公使復電,宣布中方放棄尋求國際仲裁。

  除了上述外交協調之外,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一直重視對中國及國際輿情的疏導。在“間島”交涉進行的兩年多時間里,日本駐外各領使館一直在密切關注各地輿情,我們曾撰文對此進行過討論。[11](206_214)1908年10月12日,日兵憲兵平田鐵次郎及其隨從擬將在延吉火狐貍溝附近的茂功社建筑作為“分遣所”的房屋,在中方人員前往和平勸阻時,突施伏擊,導致中方巡弁許占魁、巡兵吳啟瑞死亡及近十人受傷的嚴重事件,即“茂功社事件”。此事發生后的第五天,在清政府尚未接到延吉地方的報告前,日本政府就已經將一套顛倒黑白的新聞通稿發給駐外各領使館,詭稱“間島之中國官兵因日人建屋,槍斃日人數名,傷者尤眾。日本駐華公使已向中國政府交涉詰責”,令他們事先在駐地散布這種輿論,另外還特別點出:“現在正值中日間島交涉的關鍵時期,此事難免會被(中方)擴大報導。”[12]當徐世昌在英文報紙上看到日本混淆黑白的說辭后,特別致電外務部關注:“(此類輿論)恐系日人運動報館,捏飾虛詞,以期淆亂公論,用意極為陰狡。即非由日人授意,而事關國際交涉,傳聞訛誤,亦應辯明更正。否則流傳既廣,先入為主,而我所據以詰責者,轉成辯護之詞,殊為可慮。”[3](74⑼但很遺憾,最終清政府對國際社會并沒有做出任何辯解。日本外務省每隔一段時間便向各駐外使館通報交涉情形,在現存的日本檔案中還有數件向媒體披露情況、統一宣傳口徑的“新聞揭載案”。[13]而清政府外務部直到1909年8月12日《中韓圖們江界務條款》簽約在即之時,才向清政府駐外各領使館通報整個交涉的進展,[14](3~19)雙方對國際輿情重視程度的差距可見一斑。

  實際上當時已有國人看穿了日本協調外交輿論的伎倆,在1909年6月30日,中國駐日公使胡惟德專門就日本協調英美的外交路線提醒政府注意:“兩三年來,歐美各國頗不滿意于日本官民在東三省之行為,嘖有煩言,甚至有英日解盟、美日失好之說。日政府引為深憂,故于歐則歷派親王周旋于英、德、法、俄、義[意]、奧,日來開設英日博覽會于倫敦,洵彼對英外交之成效。而于美則歷遣海、陸軍名將往游,近更議定美日實業家彼此往復訪問之舉,是謀聯絡美國之方亦已無微不至。”[14](2—15)但這一提醒來得太晚了,清政府已經失去了國際斡旋的最佳時機。中國雖然提出要進行國際仲裁,在國際上卻沒有任何國家表示同情或支持中國的立場,正如胡惟德在上述電報后所說的那樣:“邇來中英感情稍減,似亟宜設法轉圜。凡中外交涉,稍得助言,只在美國;蛴鲇谢ド淌录,尤宜加意維持,不授人以離間之端。今者我勢太孤,國際啟闔,實隱關國勢盛衰。”[14](2-15)外交無援的清政府最終被迫放棄了進行國際仲裁的想法,也是無奈之舉。

  二、制造摩擦糾紛,烘托緊張氣氛

  日本在確定英美不會干涉并掌握了國際輿論的主導權之后,便開始著手在所謂的“間島”地區主動制造摩擦糾紛,給清政府帶來了極大的困擾。1909年7月1日夜,發生了兩名日本憲兵和一名韓人巡檢以辦案為名,深夜闖入越墾韓民金仁吉家,拷打其家人、并輪奸其弟媳的“百草溝事件”,引發交涉;7月初,發生了日本憲兵強租、強占三道溝的越墾韓民韓喜祿家的房屋建造分遣所,韓喜祿向我邊務公署請求主持正義的“三道溝事件”,引發交涉;7月15日,發生了日本四名憲兵強闖延吉和龍峪府經歷署(中方官署),欲劫走中方在押嫌犯,中方士兵張景泰因攔截被毆打并割下左耳,曲德勝在關閉衙署大門時被日兵射殺的“和龍略事件”,引發交涉;7月末,又發生了日本在六道溝強行建筑警樓,引起中方抗議的“六道溝事件”。除上述外,在吳祿貞8月初給清政府的報告中提到“查日人在延吉兇橫無狀,不一而足……而六道溝為尤甚。一月以內,我官警被[彼]兵任意毆打、派辦處被彼兵眾包圍者三次”,[7](M)這些情況反映出此時當地雙方的緊張狀況。

  為此,中國駐日公使胡惟德于7月20日據實向日本外務省提出交涉稱:

  以上情事,假令出于人民所為,猶可諉為放浪者之過失。乃儼然日本帝國官吏之舉動,假令三道溝第一案件發生之時,并未通知貴國政府,猶可諉曰未聞。乃北京外務部既屢次聲告于伊集院公使,又經本大臣再三面陳于貴省,是貴省亦既明知之,要知占地蓋房、深夜擾民以及無端殺人、傷人,均非細故,就軍法論,尤為重犯。而出于邦交輯睦、友誼敦好之國,更屬駭事。傳諸中國內地,未免傷一般人民之感情。此本大臣所不愿出諸口,而不得不為預告者也。尚愿貴國政府以東亞大局為念,速將造事人員嚴加懲辦,以儆將來,而維持兩國和平之局。[15]

  事實證明,這些事件的接連發生使清政府根本無暇深思如何應對“東三省六案”交涉。日本對于這些摩擦糾紛既不同意聯合調查,又不肯承認清政府的調查結果,且拒絕處分日方涉事人員。清政府明知這是日本有意包庇罪犯,進而推測到延吉地方的類似糾紛實際上是受到了日本官方的慫恿和默許,目的是從地方層面迫使清政府盡快結束交涉。

  此后清政府外務部在總結“間島交涉”的奏折中特別提到:“當彼此商議之際,日本員弁在延吉者與我國官兵數相沖突,始有火狐貍溝日兵傷斃巡警一案,繼有和龍峪日兵擅人衙署,傷官妝兵一案,此外小案不可殫述。向彼理論,則以根本問題未決為解。”胃3-245明確表明清政府在此時已經意識到:如果“間島”問題繼續久拖不決,日本將制造更多的摩擦。而在此前的中朝圖們江界務糾紛中,清政府因“圖們江源未明”(實際僅存在極小的爭議)而未與朝鮮簽訂定界條約、議定留待日后重行會勘的做法,實際上正是此時的中日“間島交涉”的直接原因。拖延交涉可能會給予日本制造更多事端的機會,必須盡快解決這一外交問題。

  三、以軍事威脅呼應外交交涉

  在日本實施了上述兩項措施之后,清政府實際上已經只剩下接受合并交涉的方案一條路可行,而日本在8月初開始向延吉地區增派兵力,以武力威脅清政府讓步。

  在1909年7月制造多起摩擦事件之后,日本開始在相鄰的會寧地區集結軍隊。8月3日,時任東三省總督錫良向外務部報告了這一情況:

  日官兵由會寧渡江越境者,洋官一員,均著憲兵服制,整隊而入,攜帶馬槍六十三枝、手槍六十八枝、軍刀六十九把,載子洋牛車二十一輛。我處憲兵白班長赴日憲兵分遣所詰問,日兵已抵六道溝,不及阻止。即欲派兵往阻,而左右兵力不滿一隊,寡不敵眾,束手無策。[7]?8)

  面對中方詰問,日方回答這是為防范馬賊的小規模軍事調動。日方的答復令清政府十分緊張,在外務部的事后總結奏折中提到“(1909年8月)愈逼愈緊,竟有添調多兵之舉動。界務一日不定,邊境一日不安,兩國且恐因此而生意外之事”。對此,外務部4日命駐日公使胡惟德直接向日本外務省提出抗議,同時外務部也向日本駐華公使提出抗議。日本則辯稱是新晉吉林邊務督辦吳祿貞的行為迫使日本不得不采取強硬手段。5日,宣統皇帝罕見地對東三省總督錫良下了一道諭旨:“日人在延吉添兵、戕弁種種情形,無非意圖挑釁,現值磋議未定之際,不可使有所藉口。著錫良等嚴飭吳祿貞,妥為應付,力求穩慎,毋得稍涉大意,以防叵測。”[14](3~8)6日,錫良向外務部報告了日本增兵的詳細情況:大約有五六百陸軍已經抵達茂山,且俄國對此地情形也頗為關注,屢有非分之舉,亟需注意。[14](3~9)同日,外務部將上述信息通告駐日公使胡惟德。7日,中方向日本駐華公使遞交了東三省五案讓步的節略。

  從時間先后來看,日本增兵和中方讓步似乎存在因果關系,上述外務部的總結奏折即如是說。但直接說“日本的增兵是導致清政府讓步的主要因素”是不完全符合事實的。8月3日,清政府剛剛得知日本增兵的具體情況;6日,旋即發出抗議日本增兵的照會,胡惟德向日本外務省的抗議也是6日才提交,二次照會都明確要求日本“見復”,即解釋增兵的行為。7日,在中方向伊集院遞交讓步節略之時,日本答復為何增兵的照會尚未回復。況且中方如此重大讓步的節略,不可能在3~6日短短三天內完成,勢必會征求各方面的意見。更有說服力的是,就在中方表示讓步的當天,外務部還向錫良發出了請其確查日本是否已經增兵的電報,揣測日本“或因保護韓民之故,日憲兵偶有增減移動,亦屬當然……增兵六百名究屬何指?抑有誤會之處?希再飭查明電復”。[14](3~13)可見,清政府直到7日尚不能確定日本增兵的情報是否屬實。那么僅僅將日本的增兵威脅作為清政府讓步的原因,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

  另外,從日本的外務省外交檔案中,我們發現了在7月末中日已經開始通過秘密渠道相互接觸,以探討重回談判桌的可能。所以我們更傾向于認為:8月7日清政府作出讓步與8月初日本向延吉增兵的行為,二者并不存在邏輯上的因果關系,外務部奏折的表述有“推卸責任”的嫌疑;而在此后的談判中,日本增兵行為確實對促使清政府盡快議結“東三省六案”產生了心理上的影響。日本政府在中日“間島”交涉中使用的外交與武力相互交替施壓的策略,確使清政府的交涉立場和態度產生了變化,不得不在最后的交涉中有所妥協和讓步。

  四、造成既定事實,迫其就范

  日本的上述三項外交和軍事措施是在1909年3~8月間先后組合施行的,而寸土必爭、寸利必得的策略則是日本對華侵略過程中的一貫行事風格,這是在日本挑起“間島”交涉之前就已經明確的。

  特別是在1909年3~8月間,日本駐韓統監府為了加大對延吉地區的侵略,首先改正了“間島派出所”官制,繼續增加派出所的人數。并于4月5日公布了增加的具體人數:“增設事務官一人、技師一人、奏任通譯官二人、屬技通譯生五人,共增官九人。”為此中方向日本提出抗議,認為其違背了“維持現狀”的約定。而日本回答,“額雖增而補充之人即曾在所任差有年者”,即給予派出所的“編外在職人員”“正式待遇”。但據此后吳祿貞調查,實際上都是在“各員均由日本內部簡任,前往就職”的。[14]&27)新官制經過天皇批準公布,于4月12日開始實行,中方的抗議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其次,日本還加大了對延吉地區的經濟入侵,加大該地與韓國及日本的海運聯系,同時準備修筑連接會寧到延吉的鐵路。4月22日,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發給外務部的電文中有詳細的描述:“日人近頗注重韓國咸鏡北道元山、清津各港,現議派汽船三艘來往于大阪、清津,又派汽船一艘,由日本舞鶴港通航元山、清津,輸運貨物,經營間島,以期興旺,日韓政府各補助航費金一萬五千元。”[6](199)隨報告還有一個附件,轉述了延吉地方報告日本已經準備修筑會寧至延吉鐵路的具體情況。

  與此同時,日本內閣于1909年6月22日授意關東都督府和“滿鐵會社”強行改筑安奉(安東一奉天)鐵路,特別指出:為防止中國官民的反抗必須責成都督府在沿途增派警察,并做好于必要時能立即增派鐵道守備兵之準備”。[9](375~376)日本強修安奉路雖然與“間島”交涉并無直接關系,但讓清政府認識到了日本的“行事風格”。在日本政府號令之下,關東都督府和“滿鐵”立即派出大批軍隊、警察,準備強行動工,改筑鐵路,這一舉措遭到中方的嚴重抗議。8月6日,日本向中國政府發出了強修安奉鐵路的“最后通牒”,根本不理會中國的反對。

  這些情況表明日本隨時可能會在“間島”破壞雙方“維持現狀”的約定,單方面采取進一步的措施。清政府經過屢次抗議根本無效,形勢的發展意味著繼續拖延交涉將對清政府更為不利。

  在此期間,另有一事也間接促成了清政府的讓步,那就是中方中央和地方的人事變動。在1909年5月初,錫良代替徐世昌就任東三省總督,全面負責東三省事宜。在此前后,吉林邊務督辦陳昭常升任吉林巡撫;幫辦吳祿貞則代替陳昭常成為吉林邊務督辦,全權負責延吉地方的日常行政和對外交涉。新任督辦吳祿貞畢業于日本軍官學校,頗具家國情懷,在與日本交涉中不卑不亢且寸利不讓。日本于1909年7月21日向中方狡辯地方摩擦糾紛的照會中還特別提到:“邊務督辦吳祿貞,辦事不尚平和,且無解釋紛爭之誠意。凡日本吏員因保護韓民所為之正當行動,常為該員暴力所妨害”,[9](490-491)這表明態度強硬的吳祿貞頗令日方惱火。從清政府的官制架構角度而言,吉林邊務督辦不受外務部節制,而是聽命于東三省總督和吉林巡撫,吳的強硬態度使外務部深感被動但也無可奈何。外務部曾通過軍機處乃至皇帝用諭旨的形式,要求東三省總督“嚴飭吳祿貞,妥為應付,力求穩慎”,[14](3_8)表明了清政府外務部門與地方官員之間的不太良好的協同關系。

  中方除地方的人事變動外,負責“間島”交涉的中央政府首腦也出現了人事變動。慶親王奕劻在7月因故讓出了外交領導權,轉由監國醇親王載灃負責,而后者的態度更傾向于“讓步速結”。在日本檔案中顯示:早在7月末,醇親王在接管此事后不久就通過秘密渠道向日本政府表達了這一意向,雙方就各自讓步的限度進行了多次磋商,在8月上旬就已經基本達成了一致。[17]

  最終,清政府再次回到談判桌前,于1909年8月7日向伊集院正式遞交節略,除對延吉裁判權和日本設立警察事不做讓步外,五案均有重大讓步,并于12日向我駐外各領使館通報了此事。8月13日,伊集院答復了該節略,表示了日本的歡迎態度,對各案均提出了更加細致的要求,并按照閣議的意見對越墾韓民的裁判權提出具體辦法。8月17日,中國又對越墾韓民的裁判權再做出讓步。經過進一步磋商,雙方于9月4日在北京簽訂了《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和《東三省交涉五案條款》。

  五、結語

  自明宣德時期以來,中朝之間的東部疆域就是以圖們江為界,數百年來兩國并無異議。到同治時期由于朝鮮北部的饑荒,大量流民越禁進入我國圖們江以北地區移居墾殖。中朝兩國在清光緒年間進行了兩次勘界活動,明確了中朝茂山以下的圖們江邊界;只有在茂山以上的圖們江源認定問題上兩國存在分歧。在1904年簽訂的《中韓邊界善后章程》中,兩國約定維持這一現狀,擱置雙方爭議。

  日俄戰爭后,中國東北成了列強環伺、競相逐鹿的熱點區域。中韓兩國的界務糾紛被裹挾到了遠東復雜的大國博弈之中,日本代表韓國與清政府進行邊界交涉。從表面上看只是中日之間的“間島”交涉,實際上其中隱含了韓、俄、美、英等多國因素,是一個多國互動的地緣政治事件。此時俄國勢力退出中國東北南部地區,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地區形成南北分立的狀態。日本在初步完成“日韓合邦”后,企圖獨占中國東北并與俄國達成妥協,這與美國提出的在中國東北地區實行“門戶開放”政策相沖突,導致日美矛盾有可能取代日俄矛盾成為此后東北亞地區的主要矛盾。因此日本十分關注美國對“間島”問題的態度,并與美國私下達成協議。這表明日本政府在“三國干涉還遼”之后,外交上重視協調歐美的傾向性加強,在日本外交決策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對英美協調派和對華強硬派兩種勢力,在“間島”問題上兩派勢力達成了一種“協作式平衡”,這是日本汲取甲午戰后“三國干涉還遼”事件的教訓、為避免再次出現國際干涉而做出的外交策略調整。

  而韓國此時已經喪失了自主的外交權,在中日“間島”交涉中的立場顯得比較尷尬。在中日兩大國之間如何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韓國政府追求的目標。在“間島”問題上,韓國企圖利用俄國或日本的庇護,完成其數百年來的“北拓”傳統,而日本則想利用中韓界務未定來蠶食中國東北地區的領土,進一步實施其“大陸政策”。二者互有利用,實則各有所圖。清政府則力圖加強對延吉地區的控制,不能容許這一“根本重地”受到他國染指。

  日本在交涉中的態度與行徑近似于一種典型的強盜與無良商人的合體。雖然“侵占滿蒙”對于日本而言已是必然,但侵略矛頭和突破口并無確定所指,偶然發生或蓄意制造的任何糾紛都可能會成為侵占“滿蒙”的借口。因此日本在“間島”交涉中的態度也經歷了多次轉變:起初根據不確定的情報和韓國方面的慫恿,貿然提出“間島所屬未定論”;在交涉進行一年之后,鑒于證據不足和畏懼列強的干涉而放棄領土要求,退而要求獲得越墾韓民的裁判權;之后鑒于國際形勢對己有利,又轉將“東三省五案”和“間島案”捆綁起來,向中國討價還價;在中方明確拒絕之后,又用經濟、外交、軍事、國際輿論等各種手段迫使清政府回到談判桌前,最終簽訂條約。我們從日本外務省解密檔案中,能夠較為清晰地發現日本政府在此次無中生有挑起的所謂領土糾紛事件中,刻意采取了移花接木、混淆視聽等多種卑劣的交涉手段和精于算計的外交謀略。日本政府在這次對華交涉中調動了全部的外交資源和軍事手段,外務省、駐外使領館、韓國統監府、“滿鐵”等諸系統力量組合起來,協同為對華“間島”交涉服務。從國際輿情的誘導到經濟開發的施壓,從“滿鐵”的策應到“統監”的軍事呼應,窮盡各種手段最終達成了外交目標,在一場無中生有的對華交涉中實現了對中國東北利權的攫取和控制,日本無疑是這場“間島”交涉中最大的贏家。

  對于清政府而言,“間島”交涉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既保住了在“龍興之地”的領土問題上毫不妥協的顏面,又使醇親王載灃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交話語權,同時又暫時遏制了東北地區邊境形勢的復雜化趨勢。對于處在內外交困的晚清政府而言,能夠在存在諸多不利國際因素的情境下、以犧牲部分利權為代價來確保東北東部疆域的完整,已屬不易,稱得上是晚晴外交史上的一次“并非完敗”的外交案例。但清政府未能充分利用當時國際輿情中“對華同情、對曰防范”的有利形勢,錯失了歐美國家對日本警惕和鉗制的外交動能,使自己在單獨面對日本的壓力時處于被動失據的不利境地。另外,清政府的外交部門和延吉地方溝通不暢、相互掣肘,在面對日本的挑釁時既沒有協同的統一交涉方針,也沒有一貫的立場和態度,與日本游刃有余地綜合使用各種交涉策略相較有巨大的差距,近代中日兩國的外交質量與能力的落差顯而易見,此中之得失頗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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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間島交涉”后期日本外交策略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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